谁知苏辛豪放词之异同?顶尖高手三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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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苏轼和辛弃疾虽同属豪放词派,但二者风格不同,苏轼的词多心胸旷达,乐观积极,故曰“旷”,辛弃疾的词多表达自己的报国壮志却往往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感慨,故曰“豪”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无论如何,苏轼与辛弃疾都是中国诗坛上不可多得的一流大诗人,他们的诗歌,旷达的也好,豪放的也好,抒情的也好,都为中国的诗坛增添异彩。有人说他们都属于“豪放”一派,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前人这样说是因为看到了两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纵才使气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的“豪放派”并不存在,于是关于“婉约”“豪放”的争论喋喋不休,直到现在也没有辩论出个结果来。其实,这种“婉约”、“豪放”的划分无非是人们根据诗人的大致特点加以划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论词时的方便,因此,“婉约”也好,“豪放”也罢,不过是个粗略的分法,并不是说苏轼和辛弃疾都属于“豪放派”,他们的诗歌就完全是同一类型的,都是那种完全大开大合江河直下一泻千里的,这种看法就完全丧失科学性,如同将人简单的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就一定是浓眉大眼,“坏人”则一定是獐头鼠目,这样就未免太过粗疏了,苏辛二人除了共性之外,由于性格、环境、经历、历史背景等种种的不差异造成了他们在诗歌上的差异,苏轼是豪放中带着豁达,辛弃疾在豪放中带着种种百转千折的愁苦,因此苏轼自是苏轼,稼轩自是稼轩。都说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此言不虚也,可以说是诗人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不幸,使得诗人心中有无数难浇之块垒,不吐,则郁闷之气结于五内,总要找一个可以宣泄的渠道,于是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就凭借着诗兴汩汩而出,其势不可阻挡。如果苏轼不是生在积贫积弱的时代,他就不会一心想要革故鼎新,如果他没有这种远大的政治抱负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矛盾,那么以苏轼的才华,稳稳地当他的大学士,闲来写一些风花雪月的小词陶冶一下性情就不会有什么怀才不遇的失落、颠沛流离的辛苦,当然也就不会开“豪放词”之端,最多也就是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罢了。辛弃疾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家仇国恨压在心上,他也不会有什么壮志难酬的苦闷,当然,也就不会有气魄如此之雄大的辛词了。万幸的是,他们前后呼应,彼此之间并不孤单,由于苏轼早于稼轩,因此他承担了开源的历史任务,而稼轩则起到了承流的作用,苏轼变温婉的晏欧词儿女之词为士大夫词,辛弃疾更是用他那慷慨豪迈的感情谱写出一曲曲英雄的壮歌,分工虽有不同,但是在他们的共同的努力下,扩大了词境,抬高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顶尖高手三中三他们的贡献同样巨大,难分轩轾。

  苏是衣冠伟人,是思辨型的智者;辛是弓马实践型的勇者。苏追求的是“诗书事业”,是文人政治上的功名;辛追求的是“弓刀事业”(《破阵子》),是武将军事上的功勋。苏的事业包含着儒生对君主个人的知遇感激和忠诚,故他有时慨叹“老去君恩未报”(《满庭芳》);辛的事业是英雄肩负的民族统一大业,故他悲愤的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因此,尽管他们都曾出入儒释道三大传统思想,并似乎一起走到了“闲适”:苏自称“世间闲客”(《南歌子》),认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辛自称“线;赋雨岩效朱希真体》),认为“由来至乐,总属闲人”(《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但他们的出发点仍然不同:苏在闲适中追求的是自然人格,故在自然山水中能获得宁静感、超然感;辛在闲适中追求的是道德人格,故退居时心境也总是那么躁动不安,悲愤难平。辛弃疾选择信州作为退居之地本身就含有待时而起之志。因为信州是一个如苏东坡《灵壁张氏园亭记》中所说的“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的退可居进可仕的理想地方。事实正是如此,辛在带湖、瓢泉闲居期间,都曾先后出仕,一如黄?《与辛稼轩侍郎书》所说,“一旦有惊,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辛弃疾不仅以戎马功业自许,“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线;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而且以气节自负,认为“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九议》),把“气”看作理想人格的特质。具有“刚大之气”(黄?《与辛稼轩侍郎书》,《勉斋集》卷四)的辛弃疾激赏具有“凛然生气”(《水龙吟》)的陶渊明和具有“湖海平生豪气”(《念奴娇》)的陈元龙,足见他对“气”的推崇。宋孝宗制《苏轼赞》,谓东坡“气高天下”。这里的“气”与辛氏所推崇的“气”都指人格正气。但这种人格正气具体到创作中,苏辛又迥不相侔:苏多清逸之气,超妙之气;辛多沉郁之气,豪放之气。同样是抒述自我人生的枨触,同样是在赤壁缅怀古代英雄,苏氏《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那“回首人间忧患长”的“人间如梦”的浩叹,有对政治斗争的摒弃,对险恶宦途的厌倦,对名缰利锁的摆脱,对忧患心绪的消释,对心灵创伤的,对精神解脱的向往,诚可谓“语语高妙闲冷,初不以英气凌人”(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卷四)。而辛氏《霜天晓角赤壁》中“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的感喟,则蕴有诅咒异族侵凌蹂躏的豪气与陈说壮士请缨无路的怨气,哀戚焦灼中飞动跳荡着强烈的生命激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云:“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里的“魄力”与“气体”之别,“旷”与“豪”之分,从一个角度说出了苏辛精神品格和词学审美理想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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